通訊員 羅先余
唐《沙州都督府圖經(jīng)》講：“善為國者必先治水，水利興則天下定，則國運昌，則百業(yè)興。”“水利興則天下定，倉廩實而百業(yè)興。”這些話強調(diào)了水利建設對于國家穩(wěn)定、農(nóng)業(yè)豐收和社會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重要性。
一
安康自古以來就有興修水利的傳統(tǒng)。據(jù)乾隆五十三年李國麒撰的《興安府志》、嘉慶二十七年鄭謙撰的《安康縣志》載的《修惠壑堤記》《千工堰記》《萬工堰記》等文獻記載，這些水利工程均在清康熙、乾隆年間修建。
2025年7月3日，在安康高新區(qū)富家河（傅家河，以下通用富家河）汪臺村找尋到《公議大濟頭堰創(chuàng)修石澗碑》一通，碑高1.1米，寬0.45米，厚9厘米，字跡清楚，無損壞。
錄碑文如下：
公議：大濟頭堰創(chuàng)修石澗，均給長流水利文字。緣倒座廟，古有山水溝堰渠，由此經(jīng)過也。始，每年惟設木枧，屢被漲水沖崩漂沒，接續(xù)換修，鳩工維艱，多致閃荒田苗。因此，眾牌曰：汪、胡、梁三姓住居近枧，易于照管，合牌一同商議改修石澗，可耐久遠。因囑汪等三姓出工貲財物協(xié)力辦理，功成告竣，合牌均允，留日夜長流水灌田。通議清楚：自后若有澗水泄漏，在砌澗人，密緻（注：專指狀態(tài)細密，音zhi）堅固；若有阻滯，在修澗人，責咎短水之人�？趾鬅o憑，公立文照。至崇禎二年公呈道憲。蒙賜準照創(chuàng)修石澗。田戶汪其章、汪學慈、汪允慈、汪杯慈、胡守志、梁章圣等。
迄康熙十二年復立后照。文字人三牌堰長周之美等，因昔年汪姓創(chuàng)修石澗，通允日夜輪流澗水，至今，汪姓之田被河水沖崩，所存有，石澗壞漏，無心整修。今三牌合議，復立通照。合輿汪鈺名下，約工經(jīng)理，言明：日后其田若出，均許照例灌田，並一無異言�？趾鬅o憑，立石公允，字文永照。三牌堰長周之美、王文輔、魏朝明等。
乾隆三十二年，因閘致訟，修澗田戶汪思訓、汪藻等將前后二照並呈案。蒙州主張大老爺當堂諭明：仍照古例原文勒石以誌，千古不朽云爾。
嘉慶十一年二月重修石澗吉日立。
縱觀全碑，冒頭文字為：崇禎、康熙、乾隆。由此可知此碑為三碑合刻的公示碑。第一部分為明崇禎朝修建水澗公議碑；第二部分為清康熙朝重修水澗公議碑，第三部分為清乾隆朝解決水閘爭端，由政府批決的判文。三碑存之一體，為研究富家河流域農(nóng)業(yè)灌溉發(fā)展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。由此，可以確定大濟堰的筑壩位置就在富家河的出山口。
安康古志對大濟堰有如下記錄：
清康熙三十四年王希舜編纂《興安州志·山川志》載：“北三百里曰王莽之山，莽嘗遣兵戊守，山以是名。富家河之水出焉，而南流注于越河；大濟堰在焉，灌田頗多……”同時，在《堤堰志》載：“在富家河，開渠六道，灌田八千七百五十畝。今第五渠久壅，多以秋田為夏地者。”
乾隆五十三年李國麒撰《興安府志·山川志（水利附）》載：“大濟堰《州圖》，在州西北三十里；《州志》：王莽之山，富家河水出焉，而南流注于月河，大濟堰在焉，灌田頗饒；《州冊》：大濟堰分六垱，其一垱、二垱、三垱、四垱、六垱俱現(xiàn)在，灌田二千余畝。惟第五垱相近月河，沖壞已久。”
嘉慶二十七年鄭謙撰《安康縣志·水利圖第三·附圖》載：“安康凡河邊平地多置渠堰，但瑣細不足圖，擇其利之大者為八圖，觀其河道源委以及溝渠次第，亦可以得其灌溉之由，但截河分水，下流細微泥沙易致淤澱。年久地高，亦恐有崩溢之害。古人論水利之弊，謂其有害于河，未可視為淺識也。”
為什么在此修大濟堰？這通碑和古志的記錄又透露了多少信息？大濟堰的前世今生又是怎樣？圍繞大濟堰發(fā)生了哪些軼事？
二
根據(jù)高新區(qū)汪家臺2021年12月30日出土的明萬歷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《明陜封府谷縣教諭汪公信庵府君之墓》和2023年11月22日出土的明萬歷五年（1577年）《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志銘》和《明候封汪母朱氏太孺人墓志銘》記載：富家河西岸的汪氏、馮氏均是明洪武年間從四川綿陽等地來到此地。又據(jù)富家河東岸頭垱村戴氏、王氏的明代族碑記載，戴氏于元代隨軍來到此地，王氏于洪武初年從南京來到此地，而周氏也來自明中期�？傊�，富家河出山口的平壩是他們開枝散葉的地方。
按照古人“搶水頭”居住的理念，這些先民們?yōu)榱松嫜永m(xù)，就要想盡一切辦法利用水利保證糧食生產(chǎn)，適應繁衍族群的需要。
明太祖朱元璋農(nóng)家出身，自建立明朝后，從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起，為恢復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、穩(wěn)定社會秩序，推行了一系列水利制度，其核心是以國家為主導，動員全民力量興修水利。這些措施對明代前期經(jīng)濟的恢復和發(fā)展起到了關鍵作用。一是設立專門機構(gòu)。由中央工部（下設都水清吏司）總領全國水利事務，地方設河道總督、水利僉事等官職，每鄉(xiāng)設“塘長、堰長”，負責基層水利工程的巡查與維護，形成中央到州、縣、鄉(xiāng)（鋪）的管理體系；二是建立地方官考核與問責制度。將水利工程成效納入地方官政績考核，對失職者嚴懲。朱元璋在《大明律》中規(guī)定：“若不修圩岸，及修而失時者，笞三十；因而渰（同“淹”）沒田禾者，笞五十。”三是全民動員。洪武二十七年詔書要求全國州縣：“凡陂塘湖堰可蓄水防旱者，皆須因地修治”，并允許民間自主規(guī)劃小型工程，只需報官備案；四是強制勞役制度，按田出夫。規(guī)定農(nóng)田所有者按土地面積承擔水利勞役，無田者服“均工夫役”。將水利建設與賦役制度綁定，確保勞動力來源；五是分別派遣國子監(jiān)生和專門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。據(jù)《明太祖實錄》，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全國共修塘堰40987處、河道4162處、陂渠堤岸5048處。水利建設使明初耕地面積從洪武元年的1.8億畝增至洪武二十六年的8.5億畝。為“洪武之治”（1368年—1398年）的糧食儲備奠定了基礎，國庫積糧可支全國10年之用。
正是朱元璋的要求和措施，各地修建了大批水利工程。按照“上有風，下必雨”的古代吏制行事辦法，大濟堰在明初修建也有可能。同時，富家河又是距離府城、縣城最近的大平壩子，大濟堰修建得早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碑文記載修建石澗的公呈（報備）時間是崇禎二年（1629），與洪武二十七年詔書要求相同。根據(jù)碑文記載，先民們用木枧導水的時間不會短。正是用木枧苦不堪言，才要修建石澗。所以才會有明崇禎第一次修石澗，清康熙、清乾隆、清嘉慶的幾次續(xù)修、修整石澗，解決水澗爭端、固定修澗規(guī)矩和修澗立碑定制等。
清康熙年《興安州志》載大濟堰：“灌田八千七百五十畝”；乾隆年興安府志載：“灌田二千余畝”。嘉慶年安康縣志關于大濟堰的記錄是附的灌溉圖。為什么康熙志和乾隆志記載的灌田畝數(shù)差距如此之大，皆因“渠久壅”。正是各村莊只是對水利設施進行重建，而忽略維護，才導致“多以秋田為夏地者”的發(fā)生。
三
正是大濟堰的作用，各村莊在主水渠中橫筑用以擋水、提水、引水灌溉農(nóng)田的小堤，所以在富家河兩岸就留下一至六垱的地名。這些地名是農(nóng)耕文明時期的“水利”留給我們的記憶和暢想。
大濟堰的灌溉是東西兩條水渠，一條沿富家河東岸一道坎通至宋家營，約5公里，一條沿富家河西岸一道坎通至四嶺頭，約4.5公里。河東、河西的一道坎是指富家河大水長期沖擊出高2至3米的坎，坎下是平地，是沙土田，大濟堰的東西兩條水渠只能灌溉一道坎下的田地，而一道坎上的平地是黃泥田地，土質(zhì)很好，但無法以水利澆灌。
以明朝修建的老二垱渠河西走勢為例：在大濟堰筑壩下設置第一道木（石）枧，位置在汪一村六組，沿一道木（石）枧下修水渠到長溝口（現(xiàn)桃花源正對面）修建第二道木（石）枧，枧長約50米，高約3米，第二道木（石）枧下為土石壘砌的水渠。水渠過馮臺、張營、二垱王家、陳家、徐家、張家、豐陽寺、四嶺頭（現(xiàn)安康老機場）。
為了增加農(nóng)田灌溉面積，先民們又在大濟堰（一級壩）的上方建起五個攔水壩，俗稱“六級壩”。但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大濟堰的名字被人們淡忘。在大濟堰建堰攔水最高的地方（二級壩）又建大濟堰二級堰壩，俗稱“五級壩”，讓水流提高，具體地方在現(xiàn)徐家溝村委會位置，小地名叫“小壩兒”。
大濟堰是一個集文化、惠民眾、促生產(chǎn)、揚水利的古老水利工程。
為什么把富家河的水利工程稱“六級壩”？這就得從富家河的一系列壩說起。先民們后來在紅土嶺修建了“廣濟堰”，以擴大水田種植，但由于要沿兩岸的山邊修建水渠，需開山，因此僅沿河岸修了兩條引水渠，有限地擴大了一些水田面積。依次向上，在松壩、茨溝、營盤攔河修筑引水壩，根據(jù)習俗，從上到下依次稱一至六級壩。
四
清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在大濟堰下設水閘，汪、王、馮、羅、李、張、周等各姓簽訂合同，興安州加印，各方遵守，各姓人眾利用富家河水利，發(fā)展生產(chǎn)，相安無事。
據(jù)《大濟堰棉花溝水道爭訟斷案碑》載：大濟堰古制是閘，舊例無筧。清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，水閘運行137年后陳舊將廢，而下牌入京師國子監(jiān)讀書的貢生羅維新等，以重修閘需大量人工為由，強修度水石筧，使?jié)崴a上浮行，清水筧底沉流，以為一勞永逸之計，但與生員王馥運等的莊基地有妨害，生員王馥運等認為此方法違背舊制創(chuàng)浚，懇勘飭停。羅家營羅維新等，上訴至安康縣正堂加四級卓異候升加一級紀錄十二次陳憲案下，蒙批“候喚案訊勘查奪”。于是，雙方結(jié)村成盟，引發(fā)長達3年多的訴訟。這場訴訟上下往返四次。為了結(jié)此案，興安府批示回縣，特受安康知縣陳僅（字余山，浙江鄞縣舉人。先后任紫陽、安康知縣）加五級記錄十次劉蒞任，喚案訊明，不準修石筧。至咸豐二年（1851年）三月初三日，陳僅召集各方，經(jīng)過各方辯論，斷示羅維新等，仍然遵照乾隆三十六年興安州印合同具結(jié)。兩造各服，具結(jié)存案，次繳詳府。
此問題雖判決，但事情還沒完。“四月十四日，（陳僅再次）赴團山鋪（明清時設置的縣管行政機構(gòu)）大濟堰棉花溝踏勘情形回縣，因下牌（明清時設置的鄉(xiāng)、鋪管理村機構(gòu)）抗案，除具廩外，謹擬鄙意一通呈候府憲斷示”。
此案，據(jù)《安康碑版鉤沉·大濟堰棉花溝水道議》載：“棉花溝水由頭垱王家營前流入富家河，自開大濟堰橫截溝水，受其挹注以資灌溉。惟溝水來源既遠且迅，水消易涸。一遇猛漲，挾沙泥而直下，堰身峻狹，載沙南行數(shù)十步中，立形阻塞。”為此，王姓、羅姓、周姓人戶把棉花溝的戴姓等再告到安康縣府，縣府知縣陳僅親臨查看并與各姓商討、斷案。案結(jié)后，陳僅連同“水道爭訟斷案”陰陽兩面刻碑，于清咸豐二年四月立《大濟堰棉花溝水道議碑》（陽面），《大濟堰棉花溝水到爭訟斷案碑》（陰面），以告示各方。至此，圍繞大濟堰的民間訴訟偃旗息鼓。
五
隨著富家河兩岸各村莊人口劇增，飲水和農(nóng)業(yè)灌溉又成了問題。1938年，士民荊忍謙曾提出“恢復富家河大濟堰以充民食案”，未能實施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富家河一河兩岸的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領導下，于1950年—1970年在“小壩兒”位置三次改建漿砌石滾水壩，提高壩位，擴建東干渠（建民）、西干渠（河西），河東從頭垱擴渠一條，沿大坡梁坡根越316國道通至長鋪，約9公里，河西從汪臺擴渠一條，沿后梁坡根走，修大筧越團溝，在豐陽寺打洞子通至五里716地質(zhì)隊（現(xiàn)天寶印務東），約8公里。
雖然大濟堰擴修后，富家河下游的一河兩岸形成兩條新渠系，常常綠水滿流，不僅滿足了水田灌溉，還方便了群眾生活，有不少老百姓為了節(jié)省力氣，還在渠里擔水做飯飲用。但從汪臺和頭垱往下走，由于一河兩岸的第二道水渠還是顯得低，且不走彎路，有許多平地無法實現(xiàn)水田耕種，老百姓盼望水能上坡和依坡就勢。更重要的是，五里、關廟的大片黃土丘陵地帶，歷來為缺水低產(chǎn)區(qū)，人民群眾急需通過有效農(nóng)田灌溉，提高糧食產(chǎn)量，供應不斷增長的人口。
1958年9月，在安康縣革委會副主任、老紅軍、軍代表、八一水庫工程總指揮黃巨盛的帶領下，以2100余名復轉(zhuǎn)軍人為骨干，以部隊編制的方式，先后組織安康、嵐皋兩縣2萬余名農(nóng)民工，組建“安康農(nóng)業(yè)八一基建團”，工程定名為“八一水庫”，在離富家河源頭王莽山38.5公里處的松壩鄉(xiāng)山羊溝開工筑壩。工程采取邊勘測、邊設計、邊施工的辦法，因工程大、渠線長、地質(zhì)復雜，方案幾經(jīng)變更，工程三上三下，直至1976年，全面完成東、西干渠工程并通水，工期長達18年。
工程建設中，人民群眾唱出了“天上沒有玉皇，地上沒有龍王。我就是玉皇，我就是龍王，喝令三山五岳開道，我來了”的民謠。后經(jīng)安康日報老編輯于邦彥刊發(fā)于《安康日報》并推薦至中宣部。1959年被郭沫若、周揚主編的《紅旗歌謠》（紅旗出版社）作為壓卷之作收錄，后編入中小學語文教材。此歌謠1960年刻于富家河倒虹橋上。
“八一”水庫灌區(qū)內(nèi)修建總干渠15.04公里，東干渠31.62公里，西干渠9.19公里，支、斗渠196條120余公里，隧洞42座，水工建筑物745座。東面灌溉原五里區(qū)的建民鄉(xiāng)、長嶺鄉(xiāng)和關廟區(qū)的忠義鄉(xiāng)、勞動鄉(xiāng)、皂樹鄉(xiāng)；西面灌溉原五里區(qū)的二里鄉(xiāng)、河西鄉(xiāng)、花園鄉(xiāng)、建設鄉(xiāng)、五里鄉(xiāng)，實現(xiàn)灌溉面積6.2萬畝。
雖然“八一”水庫和30年后建成的黃石灘水庫（二庫一體）擴大了灌溉面積，但大濟堰的水渠仍發(fā)揮著巨大作用。至2015年，富家河兩岸的平地基本建設成現(xiàn)代化廠房和道路，大濟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。
大濟堰是安康先民們創(chuàng)造利用水利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的史詩，它凝聚著先民的心血、汗水和智慧，是農(nóng)耕文明時期安康人民戰(zhàn)天斗地的寫照，對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有啟示和借鑒意義。
